解读内地与香港跨境破产协助中的 “主要利益中心”规则

    主要利益中心 (centre of main interest)是跨国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核心概念,是各个司法辖区跨境破产法律制度的基石,同时是影响一个司法辖区的破产程序是否被其他司法辖区认可的关键因素。跨境破产中的主要利益中心指债务人惯常管理其利益而为其他人所知晓的地理位置,但国际间缺乏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有的司法辖区侧重于考量企业的“商业活动”因素,有的司法辖区侧重于考量“控制、命令”企业。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年5月发布的《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开创了内地跨境破产协助制度性文件的先河,第一次把主要利益中心规则引入了内地破产司法性文件。

    香港是内地企业搭建海外公司结构时的重要节点,也是很多跨国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出发站。很多跨国企业的中国运营都同时包含香港和内地部分。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在2021年5月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以下简称“《会谈纪要》”)之后,就有机会在一地法院启动破产程序,然后申请另一地法院认可和协助,从而一揽子处理跨国企业海内外资产、债务,保护债权人整体利益。

    当债务人(跨国企业自身)或债权人向香港法院提出企业破产申请并准备申请内地试点法院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时,主要利益中心就成为债务人和债权人共同关注的焦点,因为这将关系到内地法院是否会对香港破产程序给予认可和协助。

    本文对《试点意见》的主要利益中心规则进行解读。

    一、采用综合性标准判断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

    《试点意见》第四条规定:本意见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系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的香港破产程序。本意见所称“主要利益中心”,一般是指债务人的注册地。同时,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债务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主要财产所在地等因素认定。

    可见,《试点意见》采纳了“推定+例外”的模式确定主要利益中心。从跨国公司集团架构来看,债务人注册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主要财产地等不一致的情况非常普遍。事实上,香港法院既管辖在香港注册的公司的破产案件,也管辖并非在香港注册、但与香港有充分联系的公司的破产案件。

    根据该条规定,法官在审查案件判断香港是否符合主要利益中心时,需要考量综合因素。如果该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则推定香港为主要利益中心;即使香港并非公司注册地,如果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主要财产所在地有一项或者多项位于香港,香港也有可能被认定为主要利益中心。这赋予了内地法官自由裁量权,在具体案件中根据案情进行识别。也就是说,债务人注册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主要财产所在地这四项中有一项达标,都可以被认定为主要利益中心。注册地是最容易识别无争议的,而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主要财产所在地都具有较大弹性,存在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

    《试点意见》第四条同时规定:在香港管理人申请认可和协助时,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应当已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连续存在6个月以上。这主要是为了降低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防止债务人通过临时转移其主要利益中心进行“挑选法院”、制造香港法院对其破产管辖权,然后申请内地法院认可和协助其香港破产程序。

    二、仅对香港启动的“主要破产程序”进行认可。

    跨境破产协助将破产程序区分为主要破产程序和从属破产程序。“主要破产程序”是指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法院处理的破产程序;“从属破产程序”是指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不在该地,但因其营业场所或部分财产在该地而在该地启动的破产程序。

    《试点意见》明确内地法院仅对主要利益中心位于香港且在香港启动的破产程序予以认可,也就是说认可的范围仅限于“香港主要程序”。如果香港法院仅因为债务人在香港有营业场所(并非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主要营业地)或在香港有资产(并非主要财产所在地)而处理其破产案件,内地法院对香港破产程序不予认可。

    三、有机会通过一个破产程序通盘处理跨国企业债务人的资产,保护债权人利益。

    对于采取“离案注册、香港融资、内地经营”架构的企业,当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时,由于对离岸群岛法律的不了解和地理位置遥远等原因,到离岸群岛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并不符合大多数企业集团的实际;而香港就成为连接中外的关键节点。两地签署《会谈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试点意见》后,通过在香港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然后申请内地法院认可和执行香港破产程序,从而一揽子处理债务人在海内外的资产,就成为可能。

    当然,这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就是在香港提出破产申请的债务人企业的利益中心在香港,也就是其注册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主要财产所在地的其中一项位于香港。

    四、存在两地平行破产程序的可能性。

    一旦跨国企业集团陷入财务困境,位于不同法域的债权人会抢先针对集团在各自法域的主体进行追偿,集团中的同一或不同主体就有可能在不同法域分别进入破产程序。这些同时进行的多个破产程序称为“平行破产程序”。《试点意见》在第19条中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就同一债务人或者具有关联关系的债务人分别进行破产程序的,两地管理人应当加强沟通与合作。

    该条实际上认可了两地平行破产程序的可能性。结合《试点意见》并没有规定认可香港破产程序产生阻却或终止内地就同一债务人或者关联债务人所进行的破产程序来看,《试点意见》对平行破产程序持开放务实态度。

    也就是说,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不妨碍在内地启动一个针对同一债务人的内地破产程序;已经启动内地破产程序的,也不妨碍对香港破产程序的认可和协助。当然,这种管辖竞合与平行程序,会给债务人与债权人带来许多不便,所以需要两地的管理人在履职时加强沟通与合作。


    整体而言,《试点意见》是内地跨境破产立法迈出的第一步,对于包括主要利益中心在内的各种制度进行了原则性规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最终构建起真正适合内地司法实践和经济发展需求的跨境破产制度。同时,如果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位于香港,就有机会在香港法院提起清盘申请并依据《试点意见》获得内地法院的认可与协助。

    我们欣喜地看到,2021年9月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8月30日收到森信洋纸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的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申请。这是《试点意见》发布后,内地法院收到的首例香港破产程序认可和协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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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一帆

冼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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